外交部长陆克文在财新峰会上的讲话
中 国 和 世 界
2010年11月5日 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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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刚去了上海世博会闭幕式。在看闭幕式时，我想起1984年我第一次去上海。
我记得当时见了汪道涵市长。汪市长抱怨，上海比中国其他城市要落后。
五年后，我见到当时的市长朱�F基。我们站在外滩看浦东，朱市长跟我们说了大规模的发展规划。那时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。
上周六晚上，我去了热闹的世博园，还和当地人聊了聊。我对中国很感兴趣，我这个老外可以放心的说，中国和上海都不再落后。
35年前，我在大学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，包括语言、文学、哲学、历史和文化。
其实，我最早是1976年开始学习。你们都知道，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那年年初，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 (顺便说一下，当时我们学的都是文革的文章）。
那年年底，经过政治变动，中国开始了重大改革的新时期。
中国的历史很长，也很丰富，最突出的是几个重要的改革时期。
今年是同治中兴 150 周年。19世纪60年代，中国开始了“自强运动”，19世纪90年代又发生了“百日维新”。
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。
去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。
对这一代人来说，在建国60年中，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。1978 年，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。
从那之后，改革的进程当然还在继续。
1984年，我第一次来北京工作。当时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，那时候，这被叫做“经济体制改革”。
这几个主要改革时期的共同点是，把政治经济改革加入了国家进程，同时也保持了中国精神，来实现国家富强和改善民生。
事实上，不管在中国还是国外，每个重大变革时期，都避免不了动荡和不安。
我们也可以像晚清时那样，停滞不前，被历史赶超和淹没。
但是新中国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。
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
中国正处在另一个转折点。上个月，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体现了这一点。
中国正有意从过去三十年较好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,寻找面向未来的新模式。
旧的增长模式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，但是很依赖外需。这个旧模式的特点是，劳动相对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快速加大, 还有大额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。
今年的全会公报表明，中国领导人将选择新的发展模式，一种渐渐转向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，减少能源密集型增长的模式，注重质量而不是绝对水平的发展模式。
公报指出，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，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”。
为强调这一精神，全会结束当天，国务院发布了新的产业政策，概括了新的经济增长点：信息技术，节能环保技术和可再生能源。
新的发展模式以扩大内需为重点，必将推动更大范围的改革，包括卫生、教育、工资水平、保障体系和保障性住房改革。
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、前驻华大使郜若素（Ross Garnaut）教授最近说，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，正从劳动力过剩型经济中走出来。
郜若素教授认为，“劳动力过剩，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比较稳定，那样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。在那个时代，一直有大量的人口从农业转向工业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。”
这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会很快，也体现了中国30年艰难改革的成果。
收入不均也会受到实际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开始重视福利改革。
中国怎样从旧模式转变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，会大大影响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。
中国是一个大国，一个大的经济体，它将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。
就像全会所指出的，过去五年，中国“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”。
当然，中国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同时，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在增加。
经济改革之外更广泛的改革
当然，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只提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。
公报还谈到了政治改革。
全会强调，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，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，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，政治体制改革。
温家宝总理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最近在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一点。
早在1978年，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人民的个人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我记得80年代以前，在中国，工作分配、住房、甚至是结婚都要经过“单位”批准。
大街上的人全都穿着蓝色和绿色的衣服。
媒体只有一个声音。
人们怕被看见和老外交谈。
今天的变化太大了：整个国家色彩缤纷，媒体更加多样，包括财新的出版物，还有博客中各种各样的观点（比如新浪、天涯和财新自己的博客）。
今天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开放和更多的选择，这将会影响整个社会，包括政府管理。
全世界都十分关注，中国，这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，会怎样面对这一挑战。
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
我相信，中国知道，参与国际体制符合它的根本经济利益。近几十年来，中国在这样的国际体制下很有收获。
全球经济危机加快了全球经济改革，特别是二十国集团（G20）成为了全球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论坛。
现在二十国集团的议程很广，包括新的全球发展计划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改革（加强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性、可信度和有效性，使它们将来成为更强大的伙伴），全球经济和金融监管，包括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。
和中国一样，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了二十国集团（G20）。
在二十国集团（G20）中，澳大利亚和中国密切合作，共同推动重要的倡议。
在华盛顿、伦敦、匹兹堡和多伦多二十国集团（G20）峰会上，我们一起推动全球市场的开放和贸易流动。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也认为，我们去年在伦敦峰会上采取的行动很及时，使世界经济没有继续恶化。
二十国集团财长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根本改革协议。18个月来，澳大利亚积极推动这个主张，终于有了结果。澳大利亚和南非一起主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工作组，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和治理改革。中国得到了与经济实力相应的更大份额。
中国和澳大利亚最紧密的合作（还有其他二十国集团（G20）成员），是起草“强劲、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”。在推动全球宏观经济上，这样的协调是几乎从来没有的。
框架提出，采取措施，实现强劲、可持续和均衡增长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复苏，收获全球经济开放的成果，是各国的共同责任。
为实施该框架，也提出了具体的合作方式。
二十国集团（G20）领导人会议下周要在韩国首尔召开。这个时候，全球经济到了关键时期。
为了支持全球增长，中国要刺激国内经济。而在国际上，我们更看重制定预算和可持续增长。怎样找到这两点的平衡，是我们今后一直要面对的挑战。
中国和美国最近在货币价值上的争论，也体现了这个挑战。
澳大利亚认为，制定汇率政策不应该脱离大环境，而要结合更广的结构改革。这是推动各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。
还要考虑减少全球公共债务和全球预算赤字。
所以，我们欢迎二十国集团（G20）财长承诺采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，来体现基本经济要素，防止各国货币竞争性的贬值。
在这个合作框架内，二十国集团是个合适的论坛，可以推动这个议程。
我还记得我们上一位尊贵的发言人，央行行长周小川，上个月在华盛顿的讲话。
周小川行长在国际金融组织年会上说，中国将继续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，增加汇率灵活性，但是将逐步推进。
周行长说，西方人喜欢用立竿见影、动作过猛的西医，中国人喜欢用传统的中医，虽然见效慢，却稳健有效。
他说，驾驭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项复杂的艺术，需要兼顾国内通货膨胀水平、失业率、国内生产总值增速、国际收支等多种因素，进行权衡考虑。
我是个简单的老外，有一些关于中国的经历。我相信，中西医结合有时候是有用的。
中国、美国、欧洲以及其他二十国集团（G20）成员怎样处理这个争论，找到一个平衡的对策，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影响。
我记得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，温总理说，中国能为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管理好自己的经济，尽快恢复强劲增长和稳定发展。
中国就是这样做的。
将来，这个经济逻辑也一样清楚。中国经济的好政策，也是全球经济的好政策。
只要中国保持高增长和投资率，人民币就有潜在的升值压力。
人民币实际或潜在升值有两个方式：通货膨胀，或名义升值。
这是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者要做的选择。
结果对我们都会有影响，但是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，因为他们一边要控制通胀，一边要提高收入水平。
中国的地区与全球作用
19世纪末，关心国家未来的爱国人士，对中国怎样实现 “国家富强” 进行了辩论。
现在，我们终于看到了“富强”。那么中国会怎么用它？中国要在全球起到什么作用？要在地区起到什么作用？
在国内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。在国际上，他们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。这两点非常一致。
建设和谐世界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。
保持稳定的国际体系，中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。这个体系是和平、繁荣、可持续的，也要遵守秩序。在这一点，中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包括澳大利亚。
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联合国合作，共同应对少数不负责任、制造麻烦的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挑战。
我们也要在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下，通过国内与国际行动，认可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原则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。
在本地区，澳大利亚欢迎扩大东亚峰会。
东亚地区有一些历史遗留的敏感问题，处理这些问题要冷静、耐心。
在我们的地区秩序中，需要继续让美国发挥积极、稳定的作用。
我们的地区也需要信任建设和安全建设机制，因为其他地区已经这样做了。
关于中日关系，还有最近钓鱼岛的争论，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
首先要想到中日两个大国、两种文化共同的利益。
澳大利亚知道，中日两国在领土争端上的分歧以后还会存在， 但我们相信，对话有利于稳定局面。
面向未来的澳大利亚与中国
现在很多人在讨论，未来的中国会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。澳大利亚相信，我们应当超越简单的“反华”或“亲华”概念。
其实，这些冷战时的概念，都已经过时了。
外国人经常被分两种：要么是反对者，要么是讨好者。
或者就认为，世界跟中国打交道也只有两种方式：要么冲突，要么叩头。
中国认识世界，世界认识中国，都需要用一种新的想法。不是零和游戏。
而是需要第三种方式。
我两年前在北大就讲过，这种方式需要相互尊重，坦诚相待。
朋友之间可以这样坦诚。
中国传统里的“诤友”说的就是这种坦诚。
我最近在莫理循讲座也讲过。我们需要“后汉学”，因为我们现在和一个新的、复杂的、全球化的中国打交道，现在世界也是一个新的、复杂的、全球化的世界。
所以我们也决定，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“中华全球研究中心”。
我们的研究中心要成为最好的研究中心，来全面理解现在的中国，研究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参与。
澳大利亚对国际社会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呢？关于在国际秩序下中国未来的讨论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贡献呢？
澳大利亚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，一直努力维护国际秩序，在全世界参加了60项 维和行动。
澳大利亚是二十国集团（G20）的成员国。
我们是亚洲第四大经济体，排在中国、日本和印度之后。
我们是世界上第四大能源供应国。
我们的经济很成功， 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，我们进行了经济改革，也将继续改革。改革内容包括：不控制利率、不管制汇率、取消大多数关税、推行国家竞争政策，还有强制超级年金计划。
我们会继续有活力的微观经济改革，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、基础设施改革和放松商业管制。
我们也知道，在政治层面上的改革往往会很难。
但是，同样，改革会提高生产力，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。
澳大利亚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(GFC) 的影响，情况比其他经合组织（OECD）国家都好。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，我们经济增长最快，失业率、负债和赤字都最低。
在亚太地区，我们也很积极。
我们是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和东亚峰会（EAS）的创始成员国，最近也加入了亚欧会议（ASEM）。我们在南太平洋地区也一直发挥领导作用。
地区需求在变化，我们也在努力建设我们的地区框架，应对要在峰会上处理的全面挑战（包括政治、安全、经济和环境）。
我们在本地区和全球外交领域已有重要的影响力，参加了大多数国际委员会，我们已经准备好做优秀的世界公民。
我们也认识到，中国正在重新思考将来它在这个地区和全球的角色。
所以，我们要做“诤友”。澳大利亚希望和中国合作，一起建设未来的国际秩序，这也是我们共同发展的基础。